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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體應嚴肅直面流行語
来源:   时间:2013/11/28

李明潔

    截至2013年6月,中国网民已达5.91亿,互联网已经成为民间交流的重要话语空间。最近七八年来,流行语的大量生成和借助网络的广泛传播,成为现阶段显著的语言事实和社会现实,流行语现象无疑已是当下我国社会大众精神文化生活和民意舆情的重要表征,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在我国社会转型的艰难背景下,流行语现象呈现出复杂而混沌的状态,它们往往是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和批判,但同时它们也藏污纳垢,戾气满盈,成为社会腐败和堕落的直接表征。然而,如果我们能以积极的态度,将流行语现象解读为大众参与社会监督和舆论批评的方式,就能最大限度地激活流行语的正面社会功能,使其成为上通下达的有效手段。
    輿情特征:
    流行语代表的未必是主流民意

    主题:抗议公权腐败、批判道德滑坡、慨叹民生艰辛
    直面流行语,既要呈现事实,不可视而不见;更要剖析其中的民意,积极引导。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年的流行语按其所表达的社会情绪和心理诉求分为三类。
    第一,对公权腐败的抗议。2012年11月的《人民日报》刊载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指出“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这确实反映了民众的呼声,“抗议公权腐败”类的网络流行语数量最多、影响最大。其中的典型例子有:“跨省追捕、钓鱼执法、强拆、被自杀、反正我信了、饭醉、爱国贼”。
    第二,对道德滑坡的批判。诚信缺失、人情淡漠和淫奢堕落等道德滑坡现象成为网络流行语的热议焦点。“山寨、地沟油、唐骏学历门、小悦悦、郭美美、开房找我”成为2008到2013年间与代表性事件关联的网络热词。
    第三,对民生艰辛的慨叹。在网络流行语中,慨叹民生艰辛的,数量多且流传广,表达的情绪最为复杂而微妙。普通民众只能住在“蜗居”里,年轻一代变成“蚁族、屌丝”。 “我爸是李刚”、“拼爹”、“二代”进入流行语行列。民众的仇富仇官情绪,本质上是对社会板结化的抗议。面对艰难的生活,民众对自己真实情绪的描述是“囧、悲催、忐忑、伤不起 、hold不住;哥X的不是X,是寂寞;神马都是浮云”。
    呈“聚合状”出现,极易引发公众事件
    流行语从来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往往以成套的方式出现。比如,“屌丝”至少与“逆袭”、“二代”、“高富帅”等构成联想关系;“杯具”与“餐具(惨剧)、洗具(喜剧)、茶具(差距)”等构成系列;“欺实马”、“躲猫猫”和“俯卧撑”都有“愚弄民意”这样近似的泛化意义,因此聚合到一起。
流行語會催生思維慣性。“被自殺、被就業、被捐款、被小康”,“蒜你很、豆你玩、姜你軍、糖高宗”就是這樣生成的;公衆面對新出現的流行語,如2011年的“鹽王爺”和“談話死”也會進入思維慣性中。流行語與思維慣性之間的互動,也爲謠言的滋生提供了溫床。
在國內人群中的傳播和國內外媒體上的影響並不勻質
    应该清醒地看到,流行语所代表的未必一定就是主流民意,不必过分夸大其社会影响。
    我们针对不同阶层的个案访谈显示,53%的人并不熟悉2008年到2010年出现的典型流行语,这说明流行语在老百姓中的传播是不匀质的。但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调查研究》也显示,大学以上学历、30岁以下的年轻人更倾向于使用网络,这部分人有更多机会占据社会将来的话语权。近几年的春晚大量借用流行语,说明其对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影响还是较大的。
    与大陆研究机构和主流媒体上的“非正面处置”形成对比,海外媒体对我们的网络流行语非常关注。一方面我们的流行语被西方的主流媒体翻译和报道,另一方面,还要看到西方对这个问题已经开始了专门研究。比如法国的《世界报》、美国的《纽约时报》、《华尔街邮报》或其电子版设有中国流行语的专栏,香港大学设有“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美国某知名大学开设了名为“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记录、翻译、研究多数国内敏感的流行语。
    社會功能: 
    民意舆论的主要来源
    本质上是情绪和意志的社会互动
    网络流行语带有明显的情绪和意志成分,它们不仅是民意舆论的主要来源,也是现阶段我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实践。
    口耳相传是最古老也是最便捷的社会参与的方式,民众通过传播流行语来表达意愿、发泄情绪,至少在潜意识里是具有目的理性的社会行为,会直接产生正面的或者负面的社会效果,他们“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畅所欲言,能在极短时间内凝聚共识,发酵情感,诱发行动,影响社会” (《2009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所以,必须从群体性社会实践的高度予以重视。
    转型期的社会记忆和文化标志
    相对于主流媒体的报纸和电视,博客、论坛、微博等民间表述形式所展示的流行语,为网络时代的百姓记忆提供了“民本立场”和“忠实细节”。只要这些网络流行语存在或者存在过,它们所反映的社会现实和大众情绪就不可能被忽略与删除,而且这种记忆由于网络的匿名性而更具真实性和草根性。无疑,复杂错综的流行语现象成为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利益调整期和矛盾凸显期的我国现阶段的社会记忆和文化标志。
    对社会生态具有解构、破坏的副作用
    我们需要警惕部分流行语对社会生态的消极影响。
    首先,尽管大部分网络流行语切中了社会不公不义的敏感神经,也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富有洞见,但是,流行语的情绪化表达往往是对问题的一种“失真的放大”,既有对事实的夸大和歪曲,也有情绪的煽动和膨胀。网络暴力、网络谣言层出不穷,给社会稳定造成破坏。
    其次,流行语的广泛传播在曝光丑恶现象的同时,也使得这些阴暗面和“潜规则”公开化了,甚至客观上“洗白”了丑恶,乃至生产出新的罪恶。比如“黄腔台面化”,“2B”、“事业线”、“约炮”等大量色情词语成批出现于公众媒体。“校长,开房找我”事件则完全堕入了消费丑恶、娱乐丑恶的怪圈。情色淫乱在我们这个传统的国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反常地成为民众的日常谈资。再如“官腔荒诞化”,“维修性拆除”、“侧滑”等官方媒体发明的词语出现明显的逻辑错乱、是非混淆和道德迷失,严重影响了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建議:
    主流媒体责无旁贷

    公共媒体选用流行语不可随意而为
    媒体在报道中,创造或者使用一次流行语,实质上就是在编织或者加固流行语的聚合网络,为公众事件的形成推波助澜。值得注意的是,网络流行语传达的情绪往往是负面的,一旦进入纸质媒体,就自然进入了公开的意识批判领域。流行语因而既可以是检测仪和减压阀,又可能讹变为催化剂和炸药包,极易引发公众事件。因而,公共媒体选用什么流行语,选择多少流行语,是包含倾向和力度的社会行为,不能为了赶时髦而逞一时的口舌之快。
    当前媒体上的两种倾向是值得警惕的,一是刻意迎合,随意滥用负面流行语,为负面情绪推波助澜;二是视而不见,对具有推动社会变革的流行语现象完全失语。公共媒体应该战略上重视、主动,战术上科学、稳妥,以严肃认真的态度直面流行语。
    宜采取“分级制多元化”的应对策略
    网络流行语与当下中国社会的巨大转型紧密关联,是现阶段我国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直接表现。直面网络流行语,探究大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就是在履行当代中国人的社会责任。主流媒体理应肩负党和民众的期望,及时而积极地从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让各种利益主体充分辩论博弈,寻找最大社会公约数,最大限度地凝聚起破解发展难题、推动社会进步的积极力量。
    具体而言,建议采取“分级制多元化”的应对策略。所谓“分级制”即党报大刊、省市级报纸、相关报纸网站根据级别的高低,采取“倒置式”方式,在较低层次的媒体上讨论最新热词,在较高层次媒体上分析较为稳定的流行语现象。“多元化”就是采取多种形式,如“新词释义、现象讨论、背景分析”,等等,同时广泛呈现多方的观点,如不同学科的专家、民众、利益相关方,等等。另外,不同性质的媒体也应该根据语域,有区别地处理不同类型的流行语现象。
    权威媒体要勇于直面流行语
    媒体选择流行语,实际上就是加入了民众表达情绪和意志的意见阵容。
    2010年11月10日《人民日报》头版新闻标题《江苏给力“文化强省”》,2010年2月新华网报道温家宝总理所言“我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2012年11月十八大期间,《人民日报》在特刊上出现了“拼爹现象、屌丝心态”以及“元芳,你怎么看”等网络流行语,表达了顺应民意的态度,都是很成功的。
    然而,上述使用仍然停留在简单引用的层次上,并没有直接深刻地讨论流行语问题。“点到为止”是态度的表达,但是民众更需要直面流行语的勇气。“人民微博”相对于《人民日报》和“人民网”而言,较频繁和较审慎地使用了流行语,起到了呼应关注、疏导情绪的作用。这种尝试说明,权威媒体参与带有政治性意味的流行语的传播和讨论具有特别重大的积极意义。建议权威媒体在适当的时间周期内就代表性的流行语现象进行归纳和反思,稳健地回应和引导网民及大众的诉求。
(作者單位: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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