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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識
来源:   时间:2013/9/28

吳敬琏

    两种可能的前途严峻地摆在前面:一条是沿着完善市场经济的改革道路前行,限制行政权力,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这样,中国的经济就成为一场两种趋势谁跑得更快的竞赛。
    未来十年,在继续完成市场改革任务的同时,积极而慎重地推进政治改革,既是未来中国改革的主题,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公民的根本利益。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能实现几代中国人的梦想,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裕、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

改革尚在半途

    根据1992年中共十四大作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和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总体规划,在20世纪末期把一个对世界市场开放的市场经济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起来了。但这个体制与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兩者之間差距的主要表現是,政府繼續在資源配置中居于主導地位,限制和壓制了市場發揮基礎性作用。
    首先,政府仍然支配着主要的经济资源。矿山、海洋、城市土地和大部分资本都掌握在政府手里。
    其次,虽然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有优势,但是,它仍然控制着一切“制高点”。国有企业在一系列重要行业中的垄断地位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所加强;国有经济的规模仍然很大,而且相当一部分国有企业保持着政府赋予的行政垄断权力。
    再次,现代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法治基础尚未真正建立,各级政府官员享有过大的自由裁量权,他们通过直接审批投资项目、对市场准入广泛设立行政许可、对价格进行管制等手段,直接对企业和个人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频繁的干预。
    所以在20世纪末建立起来的是一种既包含新的市场经济因素,又包含旧的计划经济因素的过渡性经济体制。
    正是针对这种市场体制很不完善、市场还不能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的情况,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要求在若干方面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以便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但是回过头来看,这个中央决定执行得并不好。这种情况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原因,是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及了某些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与利益,因而对进一步改革产生了来自党政机关内部的阻力和障碍。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历来都是由危机促成的。可是,由于20世纪的改革十分成功,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官员们觉得日子很好过,于是失去了推进改革的压力和动力。既存在阻力,又缺乏动力,就使得改革的步伐放慢了下来,甚至在某些部门还出现了倒退的趋势。
    所以说,中国还走在改革的半途:一方面,20世纪末期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初步框架;另一方面,一些领域改革的大关还没有过。于是这种半市场经济、半统制经济的双重体制从建立之日起,就出现了“既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的“两头冒尖”状况。

社會矛盾變得尖銳

    于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最近几年,过去高速增长时期所积累起来的,但是被短期的业绩掩盖的各种矛盾也都暴露出来,且近几年变得愈来愈尖锐了。这导致了两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粗放的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
    21世纪之初,城市化的加速,各级政府获得了大量土地资源的支配权,就出现了粗放式增长方式的进一步回归。用大规模向资本密集型项目投入资源的办法实现GDP的高速增长,实际上已是强弩之末。即使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用几万亿元的投资和海量的贷款打了一剂强心针,这种靠透支资源、寅吃卯粮支撑短期增长的办法也风光不再、难以为继了。所以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过程中,就把发展方式转型的议题提到更重要的地位上来。
    第二,出口导向政策的积极效应逐渐减弱。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曾成功运用日本等东亚国家的经验,采取本币汇率低估等出口导向政策,用净出口需求弥补国内消费需求的不足,拉动沿海地区加工工业的发展。靠大量投入土地等资源,大规模引进国外的先进装备和技术,并大量雇用低工资农民工,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度增长。现在,这些积极效应也已经逐渐减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十来年出口拉动的繁荣后,21世纪初期在微观经济领域出现技术进步缓慢、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大众消费不足等弊病。在宏观经济领域,则出现了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等病象。
    所有这些都警示人们:如果不能尽快打破体制性的障碍,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灾难。与此同时,行政权力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价格的管控,造成了庞大寻租活动的基础,导致腐败行为的蔓延和贫富差别的扩大,引发了诸多矛盾的激化。官民矛盾的加剧和政府管治能力下降,加剧了社会的不稳定情况,使经济和社会矛盾变得越发尖锐。
    强势政府不是成功的根源
    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能够创造如此优异成绩的根本原因,是中国拥有自己特有的发展模式,即所谓“中国模式”,其最大特点和优点是拥有一个强势政府,因而可以充分利用自己强大的动员资源能力,依靠强政府、大国企,用海量投资来支持高速增长,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们应当明确,强势政府不是中国成功的根源。从历史来看,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中国政府也许比现在更加强势,可是结果有目共睹。而改革开放30年高速增长的奇迹来源于新生的市场经济制度解放了人们的创业精神。现在,强政府、大国企和海量投资营造高速增长等亮丽政绩付出的高额成本及产生的消极后果正在显现。
    各级政府日益强化的资源配置权力和对经济活动的管制造成的最严重的后果,是强化了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导致腐败迅速蔓延和贫富差别日益扩大,官民矛盾激化。
    由于体制的演进会有路径依赖,一旦进入政府主导的路径,从寻租活动中得利的特殊既得利益者,必然会力求推动“半统制、半市场”的经济体制向国家资本主义乃至权贵资本主义蜕变。如果没有步伐较大的改革阻断这一路径,使之回归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正途,就会锁定在这一路径中;而一旦路径被锁定,就会像诺斯所说,除非经过大的社会震荡,就很难退出了。

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

    “十二五”(2011-2016年)规划重新提出“顶层设计”的问题,其实质是明确未来改革的正确方向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市场经济,还是国家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顶层设计”之间的选择问题。
    “十二五”规划要求“更加重視改革的頂層設計和總體規劃”,所说的“改革”,是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因此,我们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应当不是某个单项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而是全面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可是由于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进一步推进改革会越来越多地触动某些政府官员自身的权力与利益,改革的阻力非常大;也由于改革的进步,使中国经济开始崛起,各级政府官员普遍自我感觉良好,不觉得需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
    在这种情况下,既无压力也无动力,于是改革步伐开始放缓。改革停顿不前,市场秩序混乱,权力干预加强使得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到扩大,于是腐败愈演愈烈,即便用严刑峻法也难以禁止,同时贫富差别也愈拉愈大。现在回想起来,20世纪80年代末期民众群情激奋地批判的以“官倒”为代表的腐败,与21世纪出现的腐败是无法比拟的。
    腐败猖獗和贫富分化加剧,为一些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的人运用民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言说误导大众提供了机会。本来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的改革就不断受到来自支持旧体制和旧路线人们的质疑与反对。21世纪以来这种质疑的声音越来越强,而且在错误的舆论导向下获得部分弱势群体的支持。
    这些支持旧路线和旧体制的人们提出的“药方”或者叫作另一种“顶层设计”,就是动用国家机器来制止腐败和贫富分化;同时运用政府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靠海量投资来营造眩人耳目的政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政府的控制越是加强,寻租的制度基础就越大,腐败也就更加严重;而腐败越是严重,在某种错误的舆论导向下,也越有理由要求加强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控制力。
(節選自《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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